登报结婚，不只是浪漫

北京晚报·五色土 | 作者 五柳七

“看到近日登载的结婚广告，署名是何益善姜桂清夫妇。这一对新婚夫妇，既不用种种旧式的结婚方法，也没采用如今流行的文明方法，只登一段广告，便正式结合了，这真是简单方便，别开生面。……我国的婚姻传统，所谓‘日月以告君，斋戒以告鬼神，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’，不过是为了大家都能看到听到。说到要让大家都看到听到，哪有超过现在登广告的效应的呢？”这是1926年8月3日，广州《民国日报》刊登的文章《怎样结婚最经济？登广告》，一纸广告，见证了“五四”以来，“婚姻自由”的进步思潮的兴起。

(资料图)

登报结婚成为民国时婚俗变革的方式之一。《新妇女》杂志主编陆秋心曾言及：“大概男女双方同意后就共同具名在报上登一条结婚启事，邀请亲友在一定场合聚餐，双方共为主人，这结婚的手续就算完毕。”

1933年5月，一位名叫李秉嘉的男性在《申报》上刊登征婚广告，颇具代表性。他在择偶要求上明确表示，要“打破贞洁贞操观念，铲除封建残余”。此后两月，李秉嘉又在《申报》上发布了两则启事。一则在对公众热烈反响表达感激之情之外，又抗议“有叙名赵女士，不知何许人，硬来加入胡闹，为闻者所耻笑”。第二则广告则申明自己已经找到理想伴侣，并保证“应征信，将予以销毁，并严格保守秘密，请诸女性朋友放心”。此后夫妻双方联合发布结婚广告，表示“志同道合、感情和协，由诚执之友谊愿为净洁之终身伴侣”。

今夏登报结婚这一方式再次成为年轻人关注的热点。一家服务公司表示，仅七月第一周，就接到了近百份登报结婚申请，需求者多是90后，生活在一二线城市。登报结婚的风潮迅速登上热搜，被网友赞为“复古的浪漫”。

登报结婚于晚清时发轫、“五四”时形成风潮。回看百年前的结婚广告，当时青年，并非只是为了营造浪漫，而是希望借此形成公众表达，张扬自身对“爱情自由”“男女平等”的进步主张，以及革新传统婚俗礼仪的迫切愿望。

1930年报纸上的订婚启事

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开风气之先

近代报刊中，刊登婚事广告最多、最丰富的，当属《申报》和《大公报》。

晚清之时，广告与告白互通，告白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广告一词。据学者高学琴考证，国内报刊首次使用“广告”一词，始见于1878年11月23日的《申报》。

当时的婚事广告包括了“征婚”“订婚”“结婚”“离婚”还有“同居”等内容。婚事广告被列入“分类广告”。现代新闻学者徐宝璜在所著《新闻学》中说：“此种广告，实乃小形之新闻。每一部类，均有一部分人，急欲取而读之。”《申报》在1923年较早开设了分类广告，甚至编纂《广告与人生》一书，撰写《分类广告与结婚》。

从1902年创刊起，《大公报》有关婚姻的启事就开始出现，此后不断增多。近代最早的征婚广告即是1902年6月26日在《大公报》上刊登的南清志士求偶广告：“今有南清志士某君，北来游学。此君尚未娶妇，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，聘定为室。其主义如下：一要天足。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。三聘娶仪式悉照文明通例，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。”其时正值清政府在朝野重压之下宣布实行“新政”，废除满汉通婚禁令，发布劝止缠足的谕旨。

周作人曾感慨：“像离婚这样重大（虽亦平常）的事件，要使亲友周知，却只花一角钱，登一天分类广告就了事，这实在是中国婚姻史上的大变化，民国史上的新现象。”

1927年9月，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前，也是在上海《申报》上刊登了《蒋中正启事》，向公众说明他与原配毛氏及侍妾、前任妻子的关系。

《大公报》

新观念从通商口岸开始传播

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。开埠以来，西方传教士以及西方移民的大量涌入，带来了西式婚俗理念。

据统计，开埠后，上海租界的西人人数逐年增加：1843年开埠之初，上海登记在案的外国人仅为26人，至1850年已经超过200人。1850年10月1日，也就是《字林西报》创办的同年，英国人威廉和伊丽莎的婚礼启事，最早见于报端。

上海商业与文化娱乐业的迅猛发展，茶馆、戏院、夜总会等娱乐场所日渐增多，妇女开始走出家门，或出入于公共娱乐场所，或加入职场，使上海风气大开，对“男女之防”的中国传统专制壁垒造成冲击。

据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》一书，倡导所谓的“文明婚礼”，初期主要“以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”，多发生在“沿海通商口岸及大都市，如上海、广州、天津等地，在内地的江西、北京也有少数人采纳，但多以留学生归来或接受新式教育者”。

至“五四”时期，新兴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，公开宣扬“男女平等”“恋爱自由”等平权思想，报纸成为对传统婚俗进行变革的重要阵地。

社会名流同样身体力行，如蔡元培两度续弦，均刊登了征婚广告。冯玉祥也是通过友人刊登征婚广告，与李德全相识而结为伉俪。

1930年12月，国民政府公布了《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》，将男女平等的理念融入了立法规定，涉及离婚自主、设立夫妻财产制度等内容，取消了父母包办、婚姻论财的规定，承认一夫一妻制，纳妾不被认可。

传统婚俗仍然存在，当时婚姻观念，仍旧是新旧杂糅，革新并不彻底。

民国报纸上的一份文艺派贺词

“文明结婚”有什么变化

在“如何变”的问题上，“五四”以后，被社会普遍关注的文明结婚，主张效仿西方，融合西式婚姻礼节。具体变化是：

在地点上，多选用公园、新式饭店等公共场所；

在时间上，一改约定俗成的傍晚时分，白天举行婚礼者日渐增多；

在礼节上，废除跪拜改行鞠躬，采纳交换婚戒之仪式，新人与证婚人、主婚人一同签订婚书；

在礼服上，简化了新娘繁复的凤冠霞帔，将红盖头改为头纱。

1921年，《礼拜六》周刊“写真箱”栏目曾连载署名程瞻庐作品，小说中的女主角石三小姐返回苏州与卫家完婚。女学生石三小姐倾心于新式结婚礼，并渴望拍摄新式婚礼照片送到报社刊登，最后获得了废除跪拜礼的胜利，但是她的婚礼仪式亦被迫按照传统仪式举行。

大多数婚启在婚礼以前刊登，也有少数在事后刊登。形式上有简有繁，被称为“国民党第一支笔”的陈布雷为其弟发布的结婚启事，刊载于1946年4月27日的《申报》，用双喜字组成边框。人名用黑体大字，所占版面比普通婚启多出两倍以上。与结婚、订婚相联系，还有婚前的祝启和婚后的谢启。

各类婚启一般都有“兹承某某、某某两先生介绍，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”一语，不少婚启把“我俩意见相合”“我俩意见相投”“我俩意见想恰”作为主要依据。婚启同样反映了政治形势及人们对时局的关照，如抗战期间，婚启就多见“非常时期”“国难之际”“全面抗战期间”等语。

1921年，赵元任与杨步伟在中山公园格言亭下合影，算作“结婚通知书”。

主要为了反对传统仪式

1930年，一项对北平100多位学生的社会调查显示，91.31%的人表示不要结婚仪式，有些则表示希望仪式要简单，或者只要刊发一个启事、通告即可。1924年《妇女杂志》也曾发起过讨论：结婚是否必需相当的仪式？结果在八篇征文中只有一人认为有必要。

包天笑在《钏影楼回忆录》中回忆友人杨景森，即受婚仪所害：“荫孙的弟弟，他是美国留学生，回国后，即在上海谋事。他对了一头亲事（旧式婚姻），其未婚夫人是富家女郎（上海施家，是著名的外交家），为了结婚场面豪华起见，拼命勤劳的写作，虽以病躯，力疾工作。结婚以后，未及数年，病即大发，养疴于莫干山，即病殁于山上。”

从民国时婚姻广告上可以看到，出于打破传统婚仪的理念，出现了旅行结婚、集团结婚等新方式，如《大公报》上1943年的一则结婚启事：“兹奉双方家长之命，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渝结婚。国难期间，仅赴北碚旅行以代婚仪，特此敬告诸亲友。”

对传统婚仪的反抗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同居观念的盛行。民国时期的“同居”概念与今日有别，当时登报声明同居关系，多以婚姻自由为主张，希望借此打破固有樊篱，废除铺张礼仪。当时的男女双方并非不介意社会舆论的质疑，而希望以此获得公众认可。如1930年1月1日《中央日报》的一则同居启事，其实在事实上已经明确为夫妻关系：

“我俩本革命互助之精神，由真诚纯洁的爱情而结合，废除一切无意识之婚仪，订于十九年一月一日实行同居之爱，誓共守白头之约，特此登报声明。”

1944年，萧珊与巴金结婚时，他们并没有举办婚宴，而是前往贵阳旅行结婚。

“八姑奶奶”上了广告

婚事广告因为字数的限制，将重要的个人或社会信息浓缩成几句话，容易被人接受和传播，但也会导致乌龙事件，被波及者只好再登报澄清。如1934年7月4日，欧阳慧在《中央日报》上刊登广告：“本人服务警察医务所，两年来深居鲜出，阅二日中央日报载欧阳慧订婚启事一则，即首都人口繁多或有同一姓名者，但恐远方亲友以讹传讹，特此声明。”

民国时期最为轰动的一次婚启事件，让民国“铁娘子”唐群英走了麦城。

1913年2月16日，《长沙日报》刊登了一则唐群英与郑师道结婚的广告：

“道、英在京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，已凭族友一再订盟于便宜坊。当二月四号结婚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。为国步艰难，故俭礼从事。今偕湘省，拟重登花烛，以乐慈帏。因误会少生家人之变动，致启无人道、不根法律插画之诽议。殊不知儿女英雄，凡事皆出人一等，同志亮诸。郑师道、唐群英同启。”

唐群英，湖南衡阳人，其父唐少垣青年时曾参加曾国藩的湘军，被封为振威将军。三女儿唐群英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，居第八，人称“八姑奶奶”。唐19岁丧父，结婚不久，女儿夭折，丈夫也早逝。唐群英决计“不再嫁人，但要重新做人”。

1904年，唐群英追随好友秋瑾，赴日本求学。在东京求学期间，唐群英经黄兴介绍认识了孙中山，成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。武昌起义时，“双枪女将”唐群英更是主动请缨，建立“女子北伐队”。唐群英性格刚烈，甚至敢于在同盟会会议上公然打宋教仁耳光。

唐群英

“被结婚”成了闹剧

此则启事实际上是男方郑师道单方面行为，唐群英纯属“被结婚”。

唐群英闻讯大怒，率众打上报馆。报馆答应在第二天报纸上刊登致歉声明。但在好事者的挑唆下，唐又二度杀回报馆，砸了报社招牌。报馆于是一纸诉状告上法庭。唐对此扬言三枪解决此事：一枪给郑师道，一枪给《长沙日报》主编，还有一枪给自己。

李定夷《民国趣史》对此事记载周详。依其说，此事内情复杂，“郑师道者，素患神经病，前在参议院，以锡箔裹鸡卵为炸弹，恐吓参议员，即其人也。在京时，与唐群英有结婚之说，唐继以其疯狂，不愿与为偶。”

此事迅速发酵，尤其是“鸳鸯蝴蝶派”一众作家，更是对此添油加醋、百般演绎。如平江不肖生小说《留东外史》，把唐群英说成“母大虫”一只。

无独有偶，与唐群英齐名的女权意见领袖王昌国也成了“被结婚”的受害者，当时京沪各报刊载其与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婚事，王只好遍登广告，撇清与谭人凤关系，声明“余誓抱柏舟主义，决不再醮”。“柏舟”一词出自《诗经》，“妇人不得于其夫，故以柏舟自比。”（《诗集传》注），王作此比喻并不恰当，唐群英同样声张自己持“柏舟主义”立场。

唐群英一案件“雷声大，雨点小”。《长沙日报》连续两天刊登了结此案的“本报特别启事”，唐对报馆付出二千元洋银赔偿，谭延闿以都督名义为唐的名誉“辟污”。二次革命后，唐回乡从事“女学”，逐渐脱离公众视线。

在报纸刊登结婚广告，是对爱情做了郑重见证，也是对社会公众的公开宣告。追求浪漫之外，更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和观念，不可草率儿戏。（责任编辑：沈沣）

标签：